“临时税收的开征已势在必行。”罗洽镇的某间茶楼内，朱衡朱老爷捏着一份新出版的《生意人报》，将一副名贵的水晶眼镜从耳朵上摘下，叹着气说道。
摆在他面前的几碟点心，多是从明国移民至此的手艺人所制，色香味俱全，卖相也极佳，更难得的是价格也不是很贵，比较亲民，因此深受众人喜爱，这家专门点心的茶楼也渐渐成了罗洽县城里有钱有闲的人主要消遣场所之一。
比如此时朱老爷请对面一位年轻人品尝的点心，在明国时名曰“酥油鲍螺”，主料是奶油、奶酪、蔗糖、蜂蜜等，在明国可不便宜，一般只有中上层人家才吃得起。可在生产力发达、海外殖民地物产丰富及海运业也相当厉害的东岸共和国，奶酪、蔗糖之类的玩意真不是多值钱，用它们制作的点心，即便是码头上的渔业工人隔三差五地也能品尝一下。这种强烈的反差对比，使得一些来东岸甚久的明国移民常拿来在新来移民前夸耀，以显示东岸的富庶和自己的生活水平。
再比如枣糕，那是使用著名的丘布特河蜜枣——那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且土壤适宜枣树、樱桃等果树生长——南非芝麻、兔子洞面粉厂出产的特级面粉、新华夏糖等物料精制而成，最初由一位明国厨师制成，后来做法流传开来，很快风靡全国，各地都出现各种风格的枣糕，竞相争奇。
另外还有那“蒸酥果馅饼”、“果馅椒盐金饼”什么的，在明国怕是多为达官贵人或富商豪族享用，可在东岸，虽不能说全然走进了寻常百姓之家，可大伙儿花上两个钱（并不贵），去茶楼或点心铺子里买上那么一卷半卷，带回家给孩子婆娘吃了，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说到底，这是商业兴盛或生产力发达带来的红利，从另一种角度来说，也是东岸人压榨外人以愉悦本国国民，从殖民地吸血就是如此。
不然，没有黑人或马来人在潮湿闷热、疾病丛生的种植园里生不如死，你以为朱衡等人能心安理得地坐在茶楼里，优哉游哉地享用廉价的茶水和点心么？简直是做梦！东岸人民的幸福生活，有相当部分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廉价的糖、蜂蜜、干果、香料、芝麻、花生、高粱、海产品等等，哪样不是外国国民的所谓“民脂民膏”？
这个道理，青年遭逢大变、中年后在东岸再度奋起的朱衡朱老爷，是再清楚不过了。这个国家，深刻地给每个国民都带来了好处——或许有人得到的好处多，有人得到的好处少，但真的都得到了好处——这不再是一家一姓之国，而是所有人的国家。听说在南铁和巴塔哥尼亚地区，当地的乡政府都是在院子里公开议事，国民可以旁听、可以发言；罗洽县这边虽不是如此，但县里制定政策也是经常召集众人商议——名曰“政治协商会议”——朱老爷本人就参加过十几次此类会议，也建言过几次，其中一些得到了采纳，令其颇为满足。
因此，这回政府为了弥补战争期间各项费用的不足，决定在全国范围内（三年内新设立的定居点除外）开征临时税收，比如针对酒类征收的“麦芽税”、对烟草征收的“烟草税”，另外还有鱼税、盐税、皮革税、糖税、茶税等，当然更少不了针对外国商品征收的额外附加关税——此举令一些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公司迎来了寒流——值得一提的是，本来消费税里其实就已经包含了以上各类商品，此番对这几种大宗消费品再度开征临时税，等于是变相提高了税率了。不过政府的理由也是冠冕堂皇，既要战争、又要建设，国家还背负了超过五百万元的巨额债务，且还在和西班牙人谈买地的事情，这不开征新税显然是不行的。
这些新税的开征，大概能为东岸政府带来每年接近一百五十万元的额外财政收入——当然如果制定更高的税率收入会更多，但这没必要——这就能做很多事了，如果再算上今年硬征上来的拖欠税款一百五十余万元（多为积欠已久的动产税和不动产税，目前已经被划拨了五十万元到财政部账上），其总额高达二三百万元。这样一来，无论是应付国内开支还是土地购买费用，都可以大有余裕，甚至于，财政部还可以稍稍回收一些历年发行在外的到期票据，减少国内市场上流通的通货数量，使东岸这个不大不小的经济体能够健康运行，不至于对国民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
当然了，也不是每个人都像朱老爷这么开明的，县里那几位出身意大利、英格兰的商人，就对征税持天然排斥的态度，并将其视为从自己身上剜肉，只不过他们害怕梅机关的“****铁拳”，暂时不敢高声嚷嚷而已。但不管这些“夷人”、“胡商”们怎么想，以朱衡、利群等人为首的“青州帮”商人群体，却是经历过大明那种富商豪绅都不交税，然后大家一起玩完的噩梦般的经历的，因此政府为了战争加派，他们的抵触心理倒也不是那么强。不然，难道像大明当年那样，全部税负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导致他们大面积破产，然后大家一起完蛋么——可笑当年大家拒不缴税拼死省下的银钱，最后都便宜了鞑子，真是可悲可叹，现在是不能再这样了，有些钱，该交还是得交，更何况如今这个政府也还算是为大伙在做主，不是那等残民以逞的****国度。
“孝哥儿，你说你这又是何苦呢？安安心心待在县里做生意不是挺好的么？建筑材料、海产品、皮子、面粉、豆油，你想做哪个，我朱某人就算舍了这张老脸也能给你求来，以全了我与汝父当年的情分义气。可你为何偏偏就对远洋航运生意上心了呢？咱山东老话说‘风波险恶’，这可不是说说而已，这生意一不小心就会赔个底朝天，甚至还可能会搭上性命，你切切不可自误啊，孝哥儿！”朱老爷吃了一口蒸饼，放下筷子，蹙着眉头朝坐在他对面的那位眉目俊俏的年轻人说道。
“远的不说，本县甚至本会就有好几人搞远洋贸易的，一两条船，遇上大风浪，沉了！没在青岛县买保险的自然是赔得一塌糊涂，现在还在采沙场里做工呢；就是买了保险的也是脱了一层皮啊，更别说还有人亲自出航丧命的，留下家里的孤儿寡母，日子那是一个难过。孝哥儿，难不成你也想重蹈他们覆辙？”朱老爷继续苦口婆心地劝说道。
年轻人名叫西门孝，其父是济南府人士，当年与朱衡朱老爷乃至交好友，颇通医术的他甚至还救过朱衡的性命，因此两人交情匪浅。后来清兵南下，山东打成一锅粥，阖家被毁的西门孝逃出济南，被莫大帅的军队收容后移民至东岸。后又辗转与朱衡朱老爷相见，便定居在了罗洽县，现已在朱衡的资助下在本县立业，并加入了青州商会，成了一名有根有底的商人，与他人守望互助，未来发展前景相当不错。
只可惜他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非要做起这远洋贸易。为此，甚至还瞒着朱老爷在现代特种船舶厂买了一艘加工船和两艘改装过的渔船（为了凑足钱已经盘掉了本地的两座采石场和一座小土窑），打算与人一起前往南非收购鱼、海兽皮、海兽脂（提炼高级润滑油）等商品，然后再运回国内甚至国外销售，以牟取远洋贸易的高利润。
反正现在随着东岸国内人口的越来越多，喜食海鱼的东岸国民每年消费的海产品数量也开始直线上升，光靠巴塔哥尼亚一地的渔业资源，其供应可能已经有些吃力了，向邻近的智利、秘鲁、南非一带的渔业资源寻求“帮助”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更何况东岸国民们早就吃腻了充斥市场的滑柔鱼、枪乌贼和无须鳕，对来自别的渔场的海产品需求量极大，这从一些从新华夏岛远洋运输而回的咸鱼能卖出高价就能看出来了，东岸人民还是很需要种类丰富的海产品供应的嘛。
朱衡朱老爷说了半天，见没什么效果，不由有些气馁，说道：“现在战事一起，鱼也要开征临时特别税了，以后这鱼市景气不景气还两说呢，这样你还是坚持要去南非？”
西门孝闻言沉默不说话，但其态度却是已经很明显了。当然了，他现在也早已没有退路，毕竟县里的产业都已经盘给了别人，追也追不回来，这一点，无论是他还是朱老爷都很清楚，这事基本上已经没有挽回了。
见自己的话没有起到作用，朱老爷便冷着脸不再说话，而是吃完茶点后便会了账，径自离开了。而那位名叫西门孝的年轻人也轻轻叹了口气，拿起桌上的《生意人报》，看着上面罗列的种种政府下月（9月）即将开征的新税，没说什么。他依稀觉得，政府如今只开征几个税种，便能一边大搞建设一边把战争打下去，似乎说明如今的东岸国除了人比较缺以外，钱和物是真不怎么缺的。
这时他又想到，英国、荷兰、法国这些旧大陆国家，为了打仗，国内连窗户税、炉灶税、婚姻税、出生和丧葬税、出租马车税等奇葩税种都出现了，更别提还有贵族、商人的“自愿捐赠”和卖官鬻爵的钱。和他们一比，东岸在征税方面真是文明多了，也仁慈多了，这或许才是很多人对开征临时战争税不抱很大敌意的原因所在吧，毕竟万事就怕对比，一对比就会发现东岸政府在敛财方面还差得太远。
在快速将剩下的差点吃完后——他可不喜欢浪费——西门孝也快速离开了茶楼，朝码头而去，他的三艘船正在那里做最后的保养，人员也已到位，近期就可以出海了。
1661年8月30日，已经在罗洽县海洋局注册了“西门渔业公司”的西门孝，在拜别妻子后，爬上了一艘渔业加工船，然后与另外两艘渔船一起，扬帆起航，南下朝盐城港而去，并于9月6日抵达了此地。
盐城港作为重要渔港，各类渔具、木桶、盐一应俱全，因此三艘船在此采购完全部必需品后，便穿过大西洋的惊涛骇浪，于1661年10月13日顺利抵达了南非大圆港。第一次远洋航行的西门孝晕船吐得不行，航程中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座船底舱的吊床上，虚弱得相当可以——不过值得安慰的是，西门孝在这里见到了自己的好友、“诚信渔业公司”股东之一的朱诚东，他这会已和赞帕里尼一起，转战到了河中地区，以避开大西洋西岸一带越来越激烈的捕鱼竞争。毕竟扎堆在那里“发财”的渔船实在是太多了，这无疑极大分薄了每条渔船的利润，而诚信渔业公司也是在这个背景下转战南非及其附近海域捕鱼的。
“我们捕鱼的场所还要更靠北，在纳米布沙漠沿岸，那里的渔业资源也相当丰富。而且，那里还有着数量极大庞大的海兽资源，比如海狮、海豹什么的，这也是一笔极大庞大的财富。更兼之是外国海域，没有政府监管，很多人是想杀多少就杀多少。杀完后皮能卖给本国及外国商人，兽脂可以输往本土提炼、加工，肉也能廉价卖到南非甚至新库尔兰，反正不值钱，能卖几个是几个。”见到西门孝也很是意外的朱诚东如是说道，“我建议你与我们同去纳米布沙漠沿海，那是现在是一个大金矿，迟早会被别人甚至政府给盯上的，我们现在也是能捞一天算一天，直到无利可图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