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地处上游，南北冲要，武昌、巴陵皆为通商口岸，洋务日繁，动关大局，造就人才，似不可缓。”正是春花烂漫的时节，长江岸边一处风景秀美的桃花园内，裕大昌布行东主黄伯超正与老友张绍宗对坐闲饮。
“信睦贤弟，你这是自吹自擂啊，裕大昌商院举办十年，人材奋兴，成效卓著。信睦嘴上不言，但心中想必极是得意吧。”张绍宗抬眼看了下正慷慨激昂的黄伯超，打趣地说道。
他与黄伯超基本已是通家之好，两人志趣也很相投，可谓至交，因此说话也很随意。他们刚才提到的裕大昌商院创办于九年前，由黄伯超一力举办，打的便是为社会培养商学人才，扭转在与东国贸易中长期处于劣势的窘境。
在九年前那个混沌的岁月，创办商学院当真是破天荒之举，黄伯超为此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学院牌匾被人砸烂，大门被人泼粪，本人被人指着鼻子骂都是小事了，最让他感到伤心的，还是学院内时不时有学生顶不住压力退学。
好在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这是谁也无法阻挡的。九年时间一晃而过，如今的环境又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岳阳左近的守旧分子兴许是累了，兴许是知道扳不倒黄伯超，最后还是放弃了对裕大昌商院的攻讦，更多地采取一种不闻不问乃至不合作的态度，这让黄伯超及裕大昌商院的处境稍稍有些改善。
在这九年间，裕大昌商院足足培养了一百多名合格的商业人才。这些人毕业后，大部分都进入到了裕大昌布行和裕大昌纱厂工作，小部分去了其他商行，甚至某位有些背景同时也有功名的学生，毕业后直接进了大顺户部，一时极为轰动。
根据活跃在岳阳府的东岸情报官员私下里调查，裕大昌商院历届毕业生的水平还算可以。他们可能在知识面上不如烟台学院商业方面的毕业生，但颇具中国传统智慧，深谙在中国大陆上做生意的秘诀，竞争力还是很强的。黄伯超用了他们后，这几年间慢慢就把生意扩张到了其他许多城市，如沙头市、武昌、九江、长沙、衡阳、重庆等地，且都是自己派人去当地设点，开拓市场，完全没有人才不敷使用的感觉，让很多人刮目相看。
要知道，传统的商业家族一般都是自己培养商业人才，如挑子侄辈中聪明伶俐的，如着重培养有潜力的职员等等，采用的是以老带新、师徒相授的模式，周期往往非常漫长，且老师喜欢藏着掖着，人才的成长速度较为缓慢，且数量也很有限。但学校公开授课就不一样了，从培养人才的速度、数量而言，是前者的十几倍乃至几十倍，效率上升得何止一点，完全是颠覆式的。
而在看到裕大昌商院这种高效率的人才培养模式后，其他商人也开始了效仿，他们有的成功了，获得了大量急需的人才，有的则在保守势力的反扑之下失败了。但不管成功还是失败，至少这股风气是被有效带动起来了，社会表里两层都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现在不仅仅是商人，就连大顺朝廷的上层人士，都深感人才的匮乏，大办教育的冲动愈发强烈。以长沙枪炮局为例，因为战事频繁的缘故，李顺朝廷一直想扩产。可在一个封建朝廷，工厂扩产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制造枪炮的设备就不谈你了，单就人才的不足就很要命。能设计、操作和维修机器的人，不是普通人，你不可能随便从地里抓一个农民过来就行。在机械化生产越来越流行的当今，文盲工匠已经不再吃香了，取而代之的是通文墨、会算术、懂机械原理的工人，技能要求是越来越高，培养的难度是越来越大，这对一个社会的教育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很多人曾经幻想，我中国地大物博，能工巧匠众多，只要你提出一个设想，我很快就能给你造出来。或许吧，但这种人有几个呢？他会了，其他人也会吗？会自己设计，产品更新迭代吗？再者，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与传统手工生产是质的区别，操作机床、维修机器、设计生产线乃至经营管理，所需要的人才是海量的，远不是你一个两个能工巧匠就能维持的。传统的师徒制培养人才的方法已然不适合这种生产模式，你必须改革教育模式，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能够大规模快速培养人才的模式。很显然，学校教育是最合适的了！
长沙枪炮局就模仿东岸开设了局办的机械学院，很是培养了不少人才。但现在又遇到瓶颈了，那就是合格的生源数量严重不足，再说白点，就是会读书写字、会算术，懂一点基础的科学知识或机械原理的人严重不足。思来想去，这根还是出在基础教育的不足上面。也就是说，从小就接触、学习这类现代知识的人太少了，进而导致了长沙枪炮局想找学生都找不足。说来说去，还是基础教育的锅啊不然的话，你以为东岸本土为何吃饱了撑着，耗费天文数字般的金钱普及小学教育啊，又为何同样花费大代价开办夜校，给企业工人普及更多的科学知识呢？
普及教育，是进入工业化社会的必由之路！普及得好，后备工人、工程师、科学家数量源源不断，工业就会发展得很好普及得不好，后备工人、工程师的数量就会严重不足，研发创新能力也无从谈起，工业化进程就会进行得磕磕绊绊，吃夹生饭。从古至今，未普及教育而能够让工业高歌猛进的，未之有也！
黄伯超去年又在临湘新创办了一家裕大昌纺织学院，招收了80余名学生。结果一年下来，很不尽如人意。被请来授课的教师普遍反映，讲起课来十分费劲，学生们的基础知识太差，不懂基本的机械原理、力学知识，数学功底也不行，导致讲课的过程事倍功半。
黄伯超听闻后，仔细对比了裕大昌商院，最后终于发现了差异。那就是商院的入学门槛其实不高，只要识字，会基本的算术，懂人情世故即可，剩下的关于做生意的技巧，从商的原则什么的，即便是全无基础的人，学习起来也没那么费劲。但纺织学院就不一样了，这是和机器打交道的，识字、会加减乘除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得懂包括物理、化学在内的多种知识，数学的要求也比商院高很多，一个全无基础的人骤然碰到这些相对高大上的知识，不懵逼简直是不可能的。
黄伯超这个时候才回过味来，明白了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他一度想上书朝廷，但想想自己人微言轻，身上也没什么功名，更不是朝廷命官，连个上书的渠道都没有。于是便找岳阳知府，请他帮忙上书朝廷，痛陈利害，结果也是如泥牛入海，再无下文。
其实吧，这事也不能怪他知府身上。虽然目前国内思想界的争论已经日趋白热化，但保守分子的群体仍然很强大，他们对于一些御用文人“曲解”圣人语录，重新定义儒家经典学说的行为很是看不过眼，多年以来一直猛烈批判。再加上农村多由这类保守人士把控着，新学派系一时半会还夺取不了舆论主导权，因此，岳阳知府是真的不敢在这个节骨眼上搞事，贸然上书朝廷搞什么新式教育。
没办法之下，黄伯超与合作伙伴张绍宗商议了一下，决定联合一些志同道合之士，自己出钱开办新式小学，招收幼童进行学习。这类学校，有钱人家的孩子肯定是不会来的，毕竟现在大顺朝廷取士主要还是靠四书五经，你学个物理、化学、机械什么的，纯属浪费生命。因此，这些小学基本上也只能招收贫苦人家的孩子，这些孩子的家长也没想过让孩子考取功名做大官，能让孩子学个谋生的手段就足以让他们欣喜若狂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小学学生的学费自然是无从谈起了，这基本上就意味着办学会产生巨大的亏损，只能靠办学者自己私人补贴，非一般人可以承受。
黄伯超的纱厂和布行生意这几年都还不错，手头积攒了不少现金。虽然因为战事不断而被朝廷敲诈走了不少，但办几所小学的钱还是难不倒他的。只不过，单靠他一个人办学，对整个大顺国而言，仍然是杯水车薪，即便有一些朋友出钱资助也是一样。真要大规模培养人才，给大顺的工业化注入充足的后备能源，还是得靠国家财政投入，但这又何其难也。
“自强之策，教育为先。如今个状况，兄长也是知道的，我又哪里得意得起来。商院还好，这织院真是愁煞人也。单单一个染科，染科化学、漂染学两门专业课程就需懂诸般知识，愚弟遍寻全府，也找不到几个合格学生，想想也是泄气。”黄伯超苦笑了一下，摆手说道：“我开办之裕大昌小学堂，全盘照抄宁波诸小学章程，专辅小儿自然智能、开导事理、涵养德性，让小儿习得读经、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图画、体操、修身。一俟毕业，即可开办中学堂，专门教授伦理、温经、文章、外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法制、图画、体操。中学毕业之后，方可入读商院、织院，学成可堪大用。其间之付出，花费之银钱，愚弟实不敢想象。”
张绍宗闻言也沉默了。在大顺办教育，其实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私人办教育，而且还是新式学校，这其中的风险更是大到无以复加。朝廷只知道课捐，根本没心思投钱到这上面来，单靠他们这些商人，即便浑身是铁，又能打几颗钉呢？
这个时候，张绍宗倒羡慕起了宁波、登莱人了。他在那里生活多年，熟悉各种情况，自家子女也在定海上学。在他看来，这东国朝廷在小学教育方面当真是毫不吝啬，每年都会投入大笔资金，且强制适龄儿童入学，这培养人才的力度，当真是傲视八方。
或许，东国人军事上的诸般胜利，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就已经注定了！我大顺，何时才能走到这一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