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0年的宁波府定海县的盛夏并不显得如何炎热。
小冰河气候在这两年达到了极盛，冬天气温也达到了最低点，令人颇为难受——不过正所谓否极泰来，气温出现拐点、小冰河时期结束大概也就是在这两年的事了，届时气温将开始缓慢回升并稳住一百多年，直到19世纪另一个更加严重的小冰河时期的到来。
定海县相对较为偏僻的慈溪江边，如今一座极为气派的建筑正在进行着大改，台湾银行在附近几个县募集能工巧匠，打算在这座原本的哥特式建筑内添加一些华夏元素。对了，这座建筑原本属于一位与前外交部长许信关系匪浅的意大利商人，此君在宁波经营茶叶、生丝贸易发了大财，然后便斥巨资在定海修建了一座教堂，作为自己家人及一些仆人的祷告场所。
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在教堂修建得差不多后，从外征战归来的廖逍遥听说了这事，觉得貌似有违反国家法律、私信邪教的嫌疑。因此在派人对这位商人进行劝说后，将其赎买了回来，然后又转售给台湾银行，作为其最新的办公机构，前提是台湾银行组织人手对其进行大改，使其不那么“扎眼”。
如今大改工作刚刚进行了一个多月，汇集而来的数百明人工匠用青砖、红砖、库页岛大木为材料，在几名本地风水师、建筑师的指点下，吭哧吭哧地进行着施工作业。不过改造归改造，该建筑原本的特点也被极大保留了，比如二层、三层上的大型圆露台，比如底层墙壁上的竖向浮雕（多为宗教风格的雕塑），再比如大尖顶式的房顶等。总之，这在将来绝对是一座中西合璧风格的四层大型建筑，在略显荒凉的慈溪江出海口一带，绝对是独树一帜的地标性建筑了。
与台湾银行这座中西合璧的建筑所不同的是，在江对岸正拔地而起的，则是一座传统的中式建筑，是为定海港海关，当地人俗称“海关衙门”。定海海关占地面积不小，有着朱红色的厚重大门、镂空的雕花窗、坡式屋顶、祥云飞檐等一切中式建筑特有的元素，另外墙体刷得粉白、上覆青黛色的瓦片，门口还放着两头石狮子，简直中式得不能再中式——它的设计师是一位来自本土的兵团堡干部，意大利裔，七岁时来到东岸学习，是不是感觉三观很崩溃、很凌乱？
而除了这两座大型建筑外，以往极为荒僻的慈溪江入海口一带，现在各类建筑修得是越来越多，盖因此地交通便利，坐拥出海通商之利；兼且地价低廉、面积广阔，无论是修仓库、宅子还是衙门，都无需像在县城里那样局促狭窄，故很多人选择在这里置业，这一年多来发展极为迅速，各色人等、文化、思想在此碰撞交融——对神秘的东方感兴趣的欧洲商人，满脑子想着发财的投机客，被流放至此的天主教徒，傲慢而英勇的东岸军人，来自苦寒之地的土包子，当然也少不了本地的汉族商人或士绅，大家互相不习惯（或者说歧视）却又不得不互相相处，时间长了人们的思想、习俗、观念和思考问题的方式，都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微小却深刻的变化。
如果说东岸与欧洲在经济商业上的交流，促使欧洲人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的话，那么定海港这座商业重镇每天所发生的文化碰撞，大概也间接促进了县里乃至宁波府部分汉族开明士绅商人阶层的“睁眼看世界”。东岸人在不经意间，竟然被动充当了在东西方两大世界间传播文明的大任，世事之离奇，大概莫过于此了——欧洲人在想方设法研究东岸流出的机械和动力技术，而宁波府一些有钱有暇的士绅子弟（多为投靠东岸的维稳会士绅子弟）也开始重金求购东岸本土的一些出版物，比如报纸、杂质乃至小学教材等。
或许有人说他们是想研究“东学”以更好地服务东岸老爷，但不管怎样，这些人在客观上接触了更为先进的知识和理念，假以时日，这种潜移默化式的文明传播的威力不可小视，尤其是在上头并没有一个禁锢他们思想的政府的情况下——东岸这个外来政权纵有百般不是，但有一点，行事公平、赏罚分明、待民宽厚，且不禁绝各类稀奇古怪的想法，更不歧视商人和工匠（相反还鼓励），只要你不去触及他们的底线，你干什么都行。毕竟他们这个政权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搜罗移民，其次是搞搞商业，其他的暂时还懒得管。
好吧，言归正传。话说台湾银行这半年多来连着与荷兰红毛做成了好几笔大生意，尤其是荷兰本土的训练抵达巴达维亚，且大洋上东南风起的时候，数量多达八艘的荷兰商船从东南亚满载稻米抵达定海港，与台湾银行之间展开了生丝茶叶换粮食的贸易，合作相当愉快；此外，大员港那边的台湾银行总部——目前由韩银、桥口顺之助二人暂领——也收购了相当数量的台湾蔗糖、樟脑、檀香木、虫胶等商品，并运回宁波府等地销售。
这些生意的完成使得台湾银行总计获得了约十一二万元的利润，财务状况比起去年（1659年）年底时大有好转，因此这才有他们斥资一万多元买下了江边的这座天主教堂，并将其改建为台湾银行定海分行新总部的举措，实在是兜里有钱底气足啊！
而且，随着生意规模的越来越大，宁波府乃至登州府一帮跟着做生意的客户，也开始在台湾银行内开设专用账户并存入一定量的现金，这又大大增强了该银行的资金实力。君不见，定海县大商人钱某刚刚投资了两座大砂场，所需款项就是从台湾银行借贷的；又，儒尼奥尔少校的侄子（葡萄牙裔，移居东岸超过十年）在鄞县开办了一家大型砖瓦轮窑，所需款项亦是从台湾银行举借；此外台湾银行还应南方战区司令部之邀，投资了新成立的舟山渔业公司，并获得了其30%的股权，这从侧面说明了该银行的实力如今已是今非昔比——当初一百元一股都不肯买的人，现在想用两百元、三百元每股的价格投资台湾银行，都已经不太可能了，有些机会，错过了就是错了，没的办法。
今天台湾银行常务副总，同时也是股东之一的邵曙光在江边接待了几位特殊的客人，其中既有高鼻深目的荷兰商人，同时也有梳着金钱鼠尾发辫的清国官商。而之所以将这些本不相干的人聚拢到这个偏僻的小地方，主要还是因为大家商谈的事情过于敏感了。无他，大东岸目前也要和清国议和了，且同时还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贸易呢！
老实说，就目前东岸本土及远东黑水地区的情况来说，与清国和谈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故没人敢明面上提这种事情。可形势发展至今，中国大地上的各方势力都已经打不大动，维持一段时间的和平已成主流共识，这时东岸人再上蹿下跳挑拨各路人马开战，既招人厌烦也不现实。因此，在常开胜、廖逍遥等人的秘密授意下，由台湾银行这种“民间机构”代替官方出面，与清国秘密进行实质上的和谈——当然明面上双方仍然是处于战争状态，只不过实际上各自稳守实际控制区，既不和也不打——同时商讨一下贸易合作，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了。
军事上的谈判早在两个多月之前双方就已谈妥，目前在进行着的，实际上已是后续的商业谈判了。而这场由东岸人主持的商业谈判，之所以把荷兰人也叫上，主要还是东岸人之前发现满清与荷兰之间的秘密贸易非常频繁，各色火枪大炮不断流入清廷手中，使东岸人感受到了一定的危机，因此干脆把大家都叫到一起，面对面地把事情说清楚。即什么生意是可以做的，什么又是不可以做的，通通都要说清楚，并形成协议进行约束，否则双方之间的不信任程度只会越来越加深，到最后迟早会不可收拾。
尤其是东岸人极为关注的军火贸易，去年他们已通过各种途径得知满清悄悄进口了“至少两船”欧洲淘汰下来的火绳枪及英国铁炮，这已经严重触及到了东岸人的底线，因此向荷兰东印度公司发出了严正警告。同时将对方派来的代表拉到了定海县，要求其签署协议保证不再与满清进行这种私下里的贸易，即任何贸易都要公开化、透明化，且经东岸人这边转手，否则东岸海军将有权拦截、攻击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货船。
对于这种极大地限制了他们贸易行为的协议，荷兰东印度公司自然是不愿意签署的了，只不过东岸人的态度非常强硬，坚持要求荷兰人签署该协议。与此同时，他们还派出“加的斯岩石”号战舰，在大员港附近“不小心误击”了一艘荷兰商船，给荷兰人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如此多方施压之下，这才使得荷兰人屈服下来，捏着鼻子同意签署了这份协议。而作为荷兰人让步的代价，东岸方将通过大员港的台湾银行总部，大幅度提高出口至巴达维亚的生丝、茶叶的配额，大幅度增加台湾蔗糖、南洋特产的进口配额，同时将黑水地区高级毛皮和鲸鱼制品的二十年垄断销售权赠予荷兰东印度公司——这等于是双方各让一步，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而作为三方会谈主角之一的清廷，则似乎被东岸与荷兰双方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他们从今往后将无法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进行直接贸易，即他们的出口商品（主要是生丝、茶叶、绸缎等）将首先被台湾银行收购，然后再转手至荷兰人那边；至于他们最感兴趣的外国火枪、大炮，对不起，不可能的了！东岸人拒绝帮他们向荷兰东印度公司下此类订单，同时自己也不会向清廷出售此类敏感武器，“我大清”想要武装一支上规模的火器部队，还是得自己想办法，没人会帮你的。毕竟，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遵守条约方面，信誉一贯还是非常良好的，这从他们最近几十年间与英国、西班牙签署的诸多协议就能看得出来，只要对方是文明人，那么他们大体上就会遵守协议。
或许有人会说了，清廷既然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军火），那么他们还有必要与东岸乃至荷兰进行贸易么？答案是不得不如此！因为这是东岸与其和谈的前置条件之一，毕竟在大幅度调高出口至巴达维亚的生丝、茶叶配额后，单靠宁波府一地怕是已经有些难以支应，故还必须从清廷治下大量收购这些出口热门商品，以凑足给荷兰人的份额，故清廷也被牵进了这桩复杂的三角贸易之中，也是郁闷不已——不过他们也不亏，毕竟生丝、茶叶、锦缎什么的不出口怎么换来银钱？而没有银钱又怎么供养庞大的官僚体系、军队乃至八旗？要知道，现在拜东岸人所赐，漕运基本断绝，江南更是烽烟遍地，清廷的现金收入实在有些不足（给官员和军队发俸总不能全靠实物吧……），因此靠出口换取些金银回来也是必然之事，而这也正是清廷派出一些背景关系身后的官商（很多是晋商家族出身）出面，与东岸人进行贸易谈判的原因所在。
今天差不多已是双方最后一次商谈了，各种细节都已谈得七七八八，各方满意也不好、不满意也罢，就只能如此了，签署协议差不多也是这两天的事情。当然这份协议从表面上看来没任何官方背景，台湾银行、晋商、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水的私人机构，只不过签署协议的众人心里都清楚，这绝对是双方高层共同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