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祁钰到底写了什么，让很少夸赞的于谦，都赞不绝口？
其实并不复杂。
是一本减省汉字的笔画案的书，上面是简繁对照表，朱祁钰对繁体字进行了大规模的精简。
这一本上，有两千个日常用字，是朱祁钰亲自写的，目的就是简化文字的学习中的负担。
鲁迅先生曾经激烈的倡导过简体字，甚至要废除汉字。
在他的名著孔乙己里，也提到了茴的四种写法，来剧烈的抨击正字书写困难，导致的文化知识传播速度的缓慢。
鲁迅先生的这种激烈的倡导，一来是时也运也，二来，何尝不是一种求上而得其中，想要开窗户，就大喊掀屋顶的做法？
比如壹隻憂鬱烏龜，这么简短的一行字。
让朱祁钰去写，他也懒得去写。
所以他在朱批的时候，已经开始下意识的使用简体字去批复。
但是大明朝的朝臣们，并不是看不懂。
因为简体字本身在大明朝就有极大范围的使用，只不过他们不叫简体字，叫俗字。
比如之前陈循哪来的那本水浒传，里面就有大量的俗语俗字。
朱祁钰也不是无的放矢，胡乱瞎搞，教条主义一头扎进了死胡同里。
不是什么都可以生搬硬套。
他是取了类似于月仪帖高贞碑乞假帖这类碑文临摹字帖、宋元以来的俗字谱目莲记、京本通俗小说全相平话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里面的俗字。
这些俗字，可不是他自创的。
比如乞假帖就是王献之的，比如集字圣教序是鼎鼎大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的，你能说王羲之写的字不好？
所以说，俗字推广和使用，是有极大的文化基础的。
正字这种东西，除了公文往来，其实也很少用于民间刊物了。
水浒传里就大量的使用了俗字，方便刊印坊刻的师傅们刻字，也方便百姓们阅读。
“陛下，真是真是真是剑走偏锋，另辟蹊径啊！”于谦将减省汉字的笔画案郑重的放进了袖子里，满是笑意的看着大明皇帝。
他去了一趟山外九州，陛下对于国事的处理越来越游刃有余。
而且思路清晰，方法也很多。
“陛下，可是要有人反对可如何是好呢？”于谦笑着提出了一个问题。
繁体为何是所谓的正体呢？不就是为了知识垄断吗？
知识的解释权在以一众腐儒的手中，不识字的百姓，可不就是被予取予夺的目标吗？
朱祁钰乐呵呵的说道：“那本身就是俗字表嘛，这个秉承自愿原则，谁爱用什么用什么呗，他反对就用正体，想省点劲儿的就用俗字表就是了。”
“朕又没说废除正字，愿意用俗字，朕又不是看不懂。”
朱祁钰没打算立刻马上废除掉繁体字，那不现实，所以他遵循了鼓励俗字，允许正字的状态。
你用什么都行，我不耽误你，你也别来耽误我。
乡野识字用什么？
当然是沙堆和树枝了，笔墨纸砚在这个时代，是一种很昂贵、很奢侈的消耗品。
所以，对于乡野而言，俗字的使用，将大大的降低识字的难度，增加文化的向下传播。
“陛下圣明。”于谦略微有些感慨，陛下还真是有趣，明面上的确是愿意用哪个用哪个。
但是真的用的时候，大约都会选择俗字，简单易用，大家都懂，当然老学究绝对不少，但是他们能影响到天下人用的俗字吗？
太难了。
朱祁钰继续说道：“全相平话三国演义、水浒传、唐三藏西天取经，这些都已经让官刻进行大规模刻印了，读了书识了字，自然要读一些故事，就算是朕给百姓们农闲时的消遣。”
寓教于乐，劳逸结合。
他说的这些都是京本通俗小说集里的东西，大明皇宫的古今通集库里有很多很多，拿出来几本，稍微改几个就可以用了。
大明司礼监下设汉经厂、道经厂、番经厂，三座经厂刻字匠、雕印匠、裱褙匠、折配匠等工役数千人。
是大明最大的刻书、印书的机构。
朱祁钰另外一本书则不是他写的了，而是算学。
元朝时候，是数学鼎盛的时代，流传下来的算学极多，朱祁钰挑选了大约相当于后世小学文化程度的算学。
朱祁钰给百姓们第一次发的刊物就两本，语文和数学。
只是为了让他们读书识字更简单些，能够把事情写下来，看得懂的地步。
第一阶段的教科书，朱祁钰已经做在了前面。
于谦点了点头说道：“陛下，臣已经没什么疑问了，只需要一道圣旨，山外九州就可以做了，京师这边稍微复杂点，臣会亲自盯着的。”
“不过如果一旦开始，就没有回头路了。”
开弓没有回头箭，直到现在，朱祁钰一句话，就可以收回成命，一句话就可以让这个政策戛然而止。
但是朱祁钰并不怕承担责任，他摇头说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守旧者的一切都化为灰土之后，也丝毫无伤于滔滔江河的万古奔流。
朱祁钰表示了坚决推行农庄法的决心。
土地兼并是一种王朝避无可避的问题，他的集体农庄法，有可能会人亡政息，更有可能像军屯法一样败坏。
但是能拦住一点点国朝向下滑落的趋势，他就会去做。
既然坐到了这个位置，那就必须做些什么。
朱祁钰犹豫的说道：“要不要让杨王回宣府？朕总觉得那边得有人压着，杨王在京，如同猛虎入笼，他在朝堂上也很少说话，自己也不自在。”
“瓦剌人的狼子野心朕是知道一些的，杨王在宣府，朕才会安心许多。”
于谦左右看了看，有点含糊的说道：“这事，陛下应该和杨王说。”
“听言之际，宜加审择，言果当理，虽刍荛之贱，必从之。言苟不当，虽王公之贵，不可听。”
“在京文武衙门凡有内外军机及王府切要事务，陛下一言而决，何须问臣。”
于谦的意思是听取谏言的时候，应该加以审择选，如果有理，即便是割草打柴之人，也要听从，如果不当，虽然王公之尊贵，也不能听。
在京文武衙门，内外军机，王府切要事务，都是皇帝的事，不应该问他这个臣子。
这话谁说的？
当然不是于谦说的，是太宗文皇帝朱棣告诉朱高炽的圣训。
朱棣规定了一个皇帝的权责范围，哪些事儿皇帝必须做，哪些事儿，皇帝可以交给臣子做。
臣子插手了皇帝范围，那就是僭越，砍了都是轻的，全家蒙难才是正解。
“杨王说等于少保回京再言此事，看来少保是同意朕的想法了？”朱祁钰点了点头。
其实在多数朝臣的眼中，杨洪领着的兵，是一股抗衡于谦统领京营的重要力量，这也是于谦含糊其辞的原因。
但其实朱祁钰却清楚的知道，防备于谦，还不如想想怎么君圣臣贤，更可靠些。
猜忌来，猜忌去，空耗彼此的信任，还没个卵用。
好好练兵，哪天把瓦剌车平了，再讨论抗衡之事，才是正道。
最主要的是没必要，于谦和他朱祁钰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他们都想大明革故鼎新，让大明变得再次伟大。
志同道合，就没必要猜忌，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选择信任，朱祁钰就不会在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去选择怀疑。
如果哪一天，于谦真的反了呢？
那朱祁钰就会自认倒霉，承认自己看走了眼。或者自己大约到了比朱叫门，还要差劲儿的地步了。
连用人，尤其是像用于谦这样的臣子，都缩手缩脚，还做什么皇帝呢！
干脆引颈待戮好了。
“陛下以为这京师之战，打的如何？”于谦忽然说起了另外一个问题。
朱祁钰言简意赅的说道：“好！”
“好在哪里呢？”于谦再问。
“好就好在，大明赢了，而且是大获全胜！”朱祁钰十分肯定的说道。
大明赢了，这就是关键，失败者，连呼吸都是错的。